電視臺的工資，終於能按時足額髮放了，再也不用他厚着臉皮去求爺爺告奶奶、拆東牆補西牆了。
年底的獎金，或許還能比往年豐厚不少。
那些嗷嗷待哺的項目，似乎也看到了曙光。
“好……好啊！”...
會議室的燈光昏黃，窗外天色已近黃昏，餘暉斜斜地切過玻璃，在桌面上投下一道窄長的金線。潘軍仍坐在原位，指尖無意識地摩挲着鋼筆冰涼的金屬外殼，指腹被磨得微微發燙。於本證那句“捧着金飯碗要飯”還在他耳膜裏嗡嗡迴響，像一顆石子投入深潭，漣漪一圈圈盪開，越擴越大，越沉越實。
他忽然想起三天前在燕京衚衕口，自己和沈國樑並肩而行時，兩人各自嘴上吹捧着對方根本沒看上的小說，心裏卻把對方當成了生死大敵——那時的警惕、算計、如履薄冰，此刻想來，竟透着一股荒誕又心酸的滑稽。原來他們拼盡全力去防備的，不過是一場南轅北轍的誤會；而真正能破局的鑰匙，早就在別人手裏攥着，只等有人低頭看見。
於本證沒走，就坐在他斜對面，雙手交疊放在膝上，眼睛亮得驚人，像兩簇剛被風鼓動起來的火苗。“方臺，您信我一句，”他聲音壓得極低，卻字字鑿進潘軍耳中，“這不是拍一部劇的事，這是立規矩的事。眼下全國電視臺都卡在‘不敢試’‘不敢投’的節骨眼上，咱們三家若真能擰成一股繩，把《歲月如歌》拍成標杆——不光是收視率，是文學性、時代感、人物厚度，全拉滿——那往後十年，但凡有臺想拍年代劇，第一個翻的不是劇本，是咱們這部片子的分鏡頭腳本！”
潘軍喉結動了動，沒說話，可胸腔裏那團悶了太久的濁氣，正被這番話一寸寸頂開。
於本證見狀，順勢往前傾身，從公文包裏抽出一個牛皮紙檔案袋，輕輕推到潘軍手邊：“您先看看這個。”
潘軍打開，裏面是一份裝訂整齊的A4打印稿，封面上印着《歲月如歌》電視劇改編可行性分析（初稿），落款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藝術創作中心。再翻，是詳細到每一場戲的服化道預算對比表，是三套不同風格的導演人選推薦名單，其中第二位赫然寫着：謝飛。旁邊一行小字批註：曾執導《我們的田野》，擅長以剋制影像承載濃烈情感，對八十年代生活肌理把握精準，已初步溝通意向。
潘軍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，久久沒移開。
於本證沒催，只靜靜看着他，目光沉靜如水，卻比任何言語都更有力。
潘軍終於抬眼：“謝導……真有意向？”
“不光有，”於本證嘴角一揚，露出點老江湖式的篤定，“他提了一個條件——劇本必須由方謙親自操刀，或者至少，逐場審定。他說，陳山河蹲在工廠門口啃冷饅頭那場戲，如果臺詞軟了半分，整部劇的脊樑骨就塌了。”
潘軍的心猛地一跳。
方謙要親自操刀？那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文本的純粹性、歷史的重量感、人物的呼吸節奏，全有了最硬的錨點。意味着這部劇從根子上，就拒絕平庸。
他忽然明白了於本證爲何如此篤定——不是狂熱，是預判。是幾十年在片場摸爬滾打、與無數個“差點就成了”的劇本失之交臂後，練就的、對“成事之機”近乎本能的嗅覺。
“資金呢？”潘軍問，聲音已穩。
“上影廠首期撥付六十萬，專款專用，不設任何附加條款。”於本證伸出三根手指，“剩下四十萬，你們臺出二十，浙江臺出二十。設備、攝影棚、後期製作，全由上影廠兜底。連羣演，我們廠藝訓班剛畢業的三十個學生，隨時能拉進劇組，按日結薪，演技不夠，我們導演組手把手帶。”
潘軍盯着那三根手指，彷彿第一次看清它們的分量。
六十萬，不是數字，是六十噸水泥，澆築在合作的地基之下；三十個學生，不是人頭，是三十顆鉚釘，將滬、浙、影三股力量，牢牢咬合在一起。
他緩緩合上檔案袋，指尖撫過粗糙的牛皮紙表面，像在確認一件失而復得的器物。
“於廠，”他聲音低沉下去，卻帶着一種久違的、近乎年輕的銳氣，“您說……如果現在立刻給沈國樑打電話，告訴他，我們三方聯手，《歲月如歌》總投資一百二十萬，上影廠主創全程介入，謝飛導演領銜，方謙親自把關劇本——他會不會，當場就把《新白娘子傳奇》的名字劃掉？”
於本證笑了，那笑裏沒有嘲諷，只有一種棋逢對手的暢快：“沈臺長是明白人。他劃不劃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得明白——這一百二十萬砸下去，不是爲了賭一把，是爲了把一塊璞玉，雕成傳世的碑。而《新白娘子傳奇》……”他頓了頓，目光望向窗外漸次亮起的街燈，語氣平靜無波，“它值得更好的時機，更好的陣容，更好的耐心。等《歲月如歌》的口碑炸開，等觀衆翹首以盼下一個‘陳山河’的時候，再請方謙老師，爲白蛇提筆——那時候，錢，不是問題；人，不是問題；連西湖的柳浪聞鶯，都會爲我們讓路。”
潘軍沒接話，只是慢慢站起身，走到窗邊。杭城的晚風穿堂而過，帶着初春將至的微涼溼意，拂在他額角。他望着遠處電視塔頂端旋轉的紅色航標燈，那光點明明滅滅，像一顆懸在夜空裏、尚未落定的心。
他忽然想起沈國樑在杭州臺樓下說的那句話：“咱們不能只看到風險，看不到機會。更不能因爲怕擔風險，就永遠站在原地，不敢往前邁一步！”
當時他覺得那是豪言壯語，此刻才懂，那是一個人把所有退路都燒斷後，用脊樑撐起的孤光。
手機在口袋裏震動起來，屏幕亮起，是沈國樑的號碼。
潘軍沒有立刻接。他任由那震動在掌心持續，一下，兩下，三下……直到第四下將起未起的剎那，他拇指按下接聽鍵，聲音清晰、平穩，帶着一種塵埃落定後的澄澈：
“沈臺長，我是潘軍。關於合作……我有個新方案，想和您，當面談。”
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，隨即傳來沈國樑低沉卻異常清亮的聲音：“好。我這就訂今晚的火車票。明天上午九點，我在杭州站出口等您。”
“不。”潘軍說，目光仍鎖在那盞紅燈上，嘴角浮起一絲極淡、卻無比真實的笑意，“這次，換我去杭州。車票，我已經讓司機去買了。”
掛斷電話，潘軍轉身，朝於本證伸出手。於本證用力握住，兩隻手在昏黃燈光下緊緊相扣，指節泛白。
沒有多餘的言語，沒有擊掌，沒有慶賀。只有兩個在體制內沉浮半生的人，用一次握緊，完成了對某種嶄新秩序的無聲加冕。
同一時刻，杭州文化館二樓閱覽室。林建榮正伏在舊木桌旁，檯燈昏黃的光暈籠罩着他攤開的稿紙。他左手邊，是沈國樑託他謄抄的《新白娘子傳奇》小說前三章手稿，字跡清峻，墨痕未乾；右手邊，是一疊印着“浙江電視臺”紅字抬頭的信紙，上面是他反覆修改、刪減、重寫的《關於<新白娘子傳奇>項目階段性工作彙報》。
窗外，三月的雨絲悄然飄落，無聲浸潤着青磚黛瓦。他忽然停下筆，拿起鉛筆，在彙報稿末尾空白處，一筆一劃，寫下幾個小字：
“待《歲月如歌》成，白蛇自有春風渡。”
字跡很輕，卻像一枚楔子，穩穩釘進了未來。